潮生活:亚洲欧美小说-纪念｜吴景平：回忆金冲及先生
【按】2024年11月14日，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先生逝世，享年94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与金冲及先生有多年交往，曾倡议并促成金先生作为博士生导师在复旦历史学系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本文是吴景平教授对金先生的回忆与缅怀。
文章第一部分回顾作者与金冲及先生的交往，披露的一封金先生亲笔信谈到1990年代初的“下海”大潮中他如何看待坚持埋头做学问这条路，以及历史是不是“无用”的等问题，既是夫子自道，也寄托了对后辈学人的关怀与期望。第二部分透露金冲及先生兼任复旦大学博导的来龙去脉，并选取了金先生对他所指导的各篇学位论文的亲笔评阅意见，展现了金先生如何“惠泽诸多复旦学子”。相关内容均为首次公开。
2004年3月19日，金冲及先生应邀为复旦历史学系师生做学术报告。左为金冲及，右为吴景平。
（一）
我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幸见到金冲及先生的，嗣后的数十年里与金先生有过多次接触。
1987年秋，我入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师从彭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不久，我把修改后的硕士学位论文《试析国民党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投稿正在筹备中的《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1月《中共党史研究》第一期即创刊号出版，我拿到样刊后惊喜地发现拙稿竟然与胡绳、龚育之和金先生等大家的文章同期刊出，这也可以视作我与金先生的首次“相遇”。金先生在这一期的封面文章《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中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的论述，尤其是对“中日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的时刻”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逐步形成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如何推动国民党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析，是我文章中较薄弱的方面，读下来很有启发。
上文提到的《中共党史研究》创刊号
第一次见到金先生本人，是在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研讨会上。出席那次研讨会的还有周谷城以及彭明、张静如、姜义华等学者。我与来自人大、北师大的几位博士生听会并参加会务工作，当时没有抓住机会向金先生当面请教。
1990年3月我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后即入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此后与金先生的接触机会较多。
一是参加学术研讨会。如1991年9月17-20日在沈阳举行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毕业到复旦任教后首次见金先生。另外在2000年9月于南京大学举行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7月于宁夏银川举行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0月于台北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研讨会等场合，都见到了金先生。其中2004年赴银川会议和2011年赴台北会议，我都陪伴金先生从上海同航班往返赴会，有较多时间与金先生交谈。
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另有两次与金先生共同参加的学术活动印象较深。一次是200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历史学研究规划座谈会，采取的是赴西北敦煌等地考察的方式，参加的还有首都师大齐世荣、北京大学何芳川、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张椿年、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郝树声等学者。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出席了座谈会并致辞。金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具体发言内容已经记不得，但清晰记得在几天的考察途中，金先生谈笑风生，风趣幽默，不时引起大家的欢笑。还有一次是2011年8月30日在京参加《中华民国史》出版座谈会，座谈会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出席并发言的主办单位领导代表有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研究员等；学者代表有金先生以及章百家、李捷、张海鹏和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耿云志先生与我作为作者代表发言。
二是有机会单独向金先生请教，如在毛家湾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先生的办公室，万寿路金先生的住宅，更多的是金先生数次来复旦大学。2000年起金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带博士研究生，与我同在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且同一录取工作导师组，因入学考试（尤其面试）以及毕业答辩，金先生通常会来复旦。金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指出：你研究外交、经济，都非常重要。他还曾以亲历的感受向我谈起如何看待1940年代末国民党当局推行的金圆券政策：当时人们一拿到金圆券就急于去购货，即便到手的一双鞋都是左脚或都是右脚，也比金圆券握在手中成为废纸要强。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研究近代财经史，对制度和政策进行文本层面的分析固然重要，关注其实际运行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金先生还针对学界关注的某些问题谈到：对于重大历史对象的研究，无论记事还是评价，一定要慎重，应掌握第一手的史料。而在与复旦大学研究生的座谈中，金先生也强调过这一治史的原则。
金冲及先生赠予作者的《毛泽东传》及签名
金冲及先生赠予作者的《毛泽东传》及签名
与金先生交往过程中对我教育和帮助最大的，是他给我的一封信。1993年3月，我曾很冒昧地请金先生为我出版不久的《宋子文评传》一书写书评。不久，我就收到了落款日期为1993年4月2日的金先生的亲笔来信，全文如下：
景平同志：
送给我的书早由以林带回北京了。恰好我去参加全国政协，开了半个多月会，覆信迟了，请原谅。
你的为人，治学态度和已取得的成果，都使人看了感到高兴。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说是过渡期的人物，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难以由自己支配的情况下度过的，在学术上对许多方面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又已无法弥补。所以，看到你和许多青年学者的成长，这种高兴确是由衷而发的。当然，在现在许多人搁笔“下海”这股大潮中，坚持埋头做学术研究这条路是很苦的，我自己也深有体会。但就算是人各有志或各有所好吧，总会有一些人依然始终不悔。我想，一个文明的民族总不可能是没有历史感、不懂得历史的民族。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这种需要也越多。历史总不可能是“无用”的。但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知识和能力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而不能只顾眼前，所以总得那么一些人甘于受苦，點默地坚持并作出奉献。这番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写书评的事，我犹豫了好久。本来，给年青同志写书评我是乐意做的，以前也做过。但要写总得对这部书再认真地读一遍（虽然你的博士论文已从头到底读过一遍），而我现在的处境实在狼狈，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的担子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永远有一种负债感。出去开半个多月会，又积下一大堆事。今年上半年还得缴一篇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论文，现在还没有动手。再三掂量，对作这种承诺仍觉得望而生畏。（福建省的出版局长是我的学生，他也寄了一本〈宋子文评传〉的平装本给我）也只好请你原谅了。不过，我还会抽时间看的。
祝你在今后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金冲及
四月二日
金冲及先生写给吴景平教授的信件
上述信件的信封
我不止一次阅读金先生的这份来信。我把金先生信中提到的“你的为人，治学态度和已取得的成果，都使人看了感到高兴”和“看到你和许多青年学者的成长，这种高兴确是由衷而发的”等文句看作是对我的策励。我很清楚书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在金先生这样的大家面前，我自身需要努力提高的方面还很多。而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金先生以下的话：“当然，在现在许多人搁笔‘下海’这股大潮中，坚持埋头做学术研究这条路是很苦的，我自己也深有体会。但就算是人各有志或各有所好吧，总会有一些人依然始终不悔。我想，一个文明的民族总不可能是没有历史感、不懂得历史的民族。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这种需要也越多。历史总不可能是‘无用’的。但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知识和能力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而不能只顾眼前，所以总得那么一些人甘于受苦，點默地坚持并作出奉献。这番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每次阅读这段话，我都会有新的感悟与获益。在缅怀金先生一生的今天，我更觉得金先生自己就是“坚持埋头做学术研究而始终不悔”“點默地坚持并作出奉献”的楷模，而铭记“一个文明的民族总不可能是没有历史感、不懂得历史的民族。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这种需要也越多。历史总不可能是‘无用’的”，则是金先生坚持毕生治史不懈的重要动因。
（二）
金先生作为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早在1980年代就在历史系指导过硕士研究生，2000年起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指导过多位博士研究生，惠泽诸多复旦学子，给我留下不少难忘的回忆。
1998年1月，我被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确认为博导，专业为中国近现代史。该专业在复旦大学为新设博士点，我是该学位点第二位博导，作为历史系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副系主任，我深感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急需增加博导，但当时该专业尚无其他教授可评为博导。1999年当新增补博导的工作开始后，我遂向系里提议增补金先生为兼职博导，获系里各方一致同意并上报学校。1999年9月30日，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了金先生的博导资格。于是，自2000年起金先生开始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招收博士研究生，具体专业方向最初为中共党史和中华民国史，后来又增加了晚清史，参加了从招生考试、录取入学、确定学位论文选题、中期考核和毕业答辩等主要环节的工作。
2000年起，金先生多次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面试，和我在同一录取工作导师组。当年戴建兵以河北经贸大学金融系教授和系主任的身份报考我的博士生，后来他多次提起：“面试时，金老笑眯眯地问了我一个问题——国民党六次大会的时候，蒋介石兼任几十个职务，你知道几个？我说我一个也不知道，也许就因为这个，我应该到复旦来认认真真地学习。”同年报考我博士生的考生、宁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天政，金先生曾向他提问：近代西北史研究要参考哪些地方文献？当张天政回答可参考《甘肃新通志》与《甘肃通志稿》后，金先生还问了两套地方志的编者是谁。这些提问既可以了解考生的知识面和基础，更提醒他们认清自己的不足和努力提高的方向。
2005年9月17日金先生参加庆祝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八十周年活动，与博士生张启祥（左）、邹晓昇合影。
金先生很重视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先后指导的博士生最后确定的选题分别为：
“毛泽东的美国观”、“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中共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27-1929)”、“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战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和“晚清政局中的荣禄研究”。这些选题涵盖关联学科专业较广，涉及晚清史、民国史、中共党史/革命史、共和国史等专业方向，涉及重要研究领域较多，包括政治、外交、财经和中共领袖人物等，体现了金先生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学识的渊博。如果联系博士生的具体情况，还可以看出各选题的确定尽可能结合学生专长兴趣、已有相关成果基础乃至现有任职单位及所承担的研究任务等方面，从而尽可能在有限的读博时间里较好地完成学业。
对于提交答辩的各篇博士学位论文，金先生都会给出中肯的评阅意见。
如对“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金先生在评阅书一开头就指出了选题的重要性：“对它（共同纲领）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几乎不存在争议。但对这样一份重要文献，至今仍缺乏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充分肯定了学位论文的长处：“论文广泛运用至今能查到的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有关资料，视野比较开阔，详细叙述了它对新中国建设中方方面面的主要问题从基本设想到形成条文，又经过反复修改、广泛吸取各界意见、最后达成共识的具体过程；把纲领起草经过同建国前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总结联系起来考察，说明纲领中各项规定形成的由来；并且指明这些规定对日后新中国建设所起的指导作用。”也指出了论文的不足：“由于资料的缺失，也有一些问题尚难以弄清。”2009年12月该论文通过答辩后，经作者修订完成的书稿《建设新中国的蓝图》，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
再如对“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金先生指出“以往对这个问题，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陈云研究中有所涉及，还没有过专门对这一年中财委工作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论文是一项原创性的研究。它以大量文献档案、报刊资料为基本依据，考察有关的回忆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对当时正在剧烈变动中的社会经济的客观状况，以及中财委针对这种复杂情况所作决断和采取的措施，作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和研究，思路清晰，在许多问题上具有创见，……是一篇写得很扎实的比较优秀的论文。”也指出“论文的个别章节，对中财委工作中采取的具体措施的叙述过于琐碎，多少会冲淡全文基本思路的表述和行文的流畅”。并指出有待提高的意见：“不足之处是对经济学理论和有关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有待加强。” 2006年12月该论文通过答辩后，经作者修订补充，2007年10月以原名《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另由人民出版社以《破旧立新：新中国元年的中财委》为名，于2020年7月出版。
《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书影
又如对“毛泽东的美国观”一文，金先生扼要而全面地指出其长处：论文“充分利用毛泽东讲到美国问题的大量文章和谈话记录作为基本依据，置于中美关系在不同时期发展的复杂历史背景下，经过细心梳理，作了系统考察。特别是，对他青年时期美国观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它对毛泽东以后的美国观产生的影响，又说明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认识上为什么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具有自己的见地。”也指出：“论文不足之处是，对毛泽东对美国的根本认识和应对美国的政策演变这两个不同层次间的联系和区别，论述尚不够清晰；对毛泽东的美国观同当时一般中国人以至其他先进人物的美国观的异同，也涉及不多。” 提出有待提高的意见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知识面还有待拓宽。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也希望进一步提高。”2006年12月该论文通过答辩后，经作者修订补充，2009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金先生在所作的序言中谈到：“学术生涯是永无止境的。本书自然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这个问题研讨的终结。”“美国观是指对美国的根本看法，对美政策是指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处理中美关系的具体对策；美国观是确定对美政策的基础，而对美政策需要更多考虑到当时当地的种种特殊因素，两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微妙的区别。”在金先生看来，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乃至正式出版，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的已达到极致，而是应朝着“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不懈努力。在我看来，这既是金先生对自己学生的严格要求，也是对一切有所成就的青年学者的殷切希望。
《毛泽东的美国观》书影
经金先生数年精心指导而通过答辩的六篇博士学位论文，均得以正式出版，除了上面提到的《建设新中国的蓝图》（陈扬勇著）、《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迟爱萍著）、《毛泽东的美国观》（唐洲雁著），还有：《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中共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27-1929）》（黄琨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和与战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汪朝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荣禄与晚清政局》（马忠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6年）。据我所知，这在国内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各博士点上是十分罕见的。
如前所述，金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指导博士研究生，“惠泽诸多复旦学子”，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举行面向所有专业学生的讲座。2015年12月17日，金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作了题为《谈谈治学的基本功》的讲座。金先生首先对什么是“治学的基本功”，概括为“对你经常起作用的知识与技能”，并从三方面予以阐述：一是知识面比较宽，比较扎实；二是对问题有思考分析的能力；三是良好的文字表达。
关于知识面，他表示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牢固掌握基本知识。可以选择两三本本领域最好最基本的书，记住其基本线索及今后时常用到的基本史实。知识滚雪球，会越滚越大。其次准确极其重要，宁可一开始时线索粗一点，不能出硬伤。
关于独立思考和判断问题的能力，他表示首先要有问题意识，能提出一个好问题，文章已经成功一半。如何选择问题则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几点：哪个问题更重要？（哪个问题是更多人关心与希望解决的问题？）现有的研究状况如何？自己能够掌握的资料和自己驾驭的能力如何？比如，关于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前三次“左”倾错误的问题。金先生说：“三次‘左’倾错误讲了无数遍了，但我头脑里还是有几个问题：比如，一般说来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为什么反了一次‘左’第二次出来还是‘左’，而且更‘左’？第三次还是‘左’，又更‘左’？这是什么原因？再如，这三次‘左’倾错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脑子里有了问题，看资料的时候就会努力去找寻答案。”至于如何提高分析能力？金先生表示，首先要非常熟悉对象、事实与材料，才能切中要害。其次看材料与思考、分析问题不能分成两段，看材料不能不动脑子，要一面看、一面比较、一面想。在写的时候，发现材料不够再补充。第三要知道问题的复杂性，不要把事情看简单，请他人提意见、自己反问。
他还指出，宣传文章和研究文章是两类，宣传文章是将已知的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和理解，研究文章是将未知的东西变成已知。
关于良好的文字能力，金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处处为读者着想，要吸引人看，让人能看懂，能打动人。每篇文章、每本书都要有一个主题，贯穿全篇，一气呵成。文章的结构则讲究凤头（吸引人看下去）、猪肚（丰满）和豹尾（不要拖沓，有高度），文字要准确、鲜明、生动、干脆有力。
在讲座时，金先生语重心长地叮嘱青年学子：“人无计算一世穷”，做学问也要“掂量盘算”，重要的是把握方向，不争一日之短长，长久差异尽现，等到以后再改就很难了。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可以用心地、多看看大师的作品，如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以及胡乔木的代表作。要确立正确的历史观，重视“古今中外法”，不能简单否定过往历史，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又比如联系对比各国的革命史，相同的看出规律，不同的看出中国的特点；如果对外部环境一无所知，只能就事论事。
这是近十年前金先生最后一次莅临复旦大学，也是最后一次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作的讲座，所阐述的道理易懂而精辟，是他多年求索治史心得的精粹提炼，值得我们铭记并践行。
